博物馆的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纸张与樟脑混合的腐朽气味，像是一口被封存了百年的深井。
苏晚萤戴着白手套，指尖在一排排积满灰尘的木架间滑过。
库房深处，光线昏暗，只有她头顶的探灯投下一圈孤独的光晕。
最终，她的目光锁定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只几乎散架的木箱里，斜躺着一本封面已经碳化发黑的册子。
她小心翼翼地将其捧出，吹开浮尘，三个勉强可辨的毛笔字映入眼帘——《义济堂殓事录》。
册子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化为齑粉。
苏晚萤一页页翻动，指尖下的历史沙沙作响。
义济堂，一个民国时期专为无人收殓的孤魂野鬼办理后事的善堂。
但它的业务远不止于此。
册子中记载，堂内专设一处名为“代语斋”的隔间，由一位通晓笔墨的先生，倾听那些前来为亡故亲友处理后事之人的诉说，将亡者未尽的遗愿、未了的遗憾，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封入特制的扁平陶匣，埋于善堂后院。
这陶匣，名为“代语匣”。
苏晚萤的心跳骤然加速。
她立刻查阅旧城地图，比对义济堂的旧址。
当两条线在地图上重合时，她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义济堂的后院，经过百年变迁，正是今天栖梧里老城那条阴气森森的河弯道。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翻阅那本《殓事录》，目光搜寻着与七对恋人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很快，她找到了。
七对恋人中，竟有五人的名字出现在这本账册上，他们的亲友都曾来过“代语斋”，为他们留下了最后的“代语匣”。
她的指尖停在一页泛黄的纸上，那里的墨迹因受潮而微微晕开，却依然透着一股不甘的力道。
她颤抖着，低声念出那段记录：“民国十九年，女学生林氏，为情投河。其姊妹来访，泣不成声，代其遗愿：愿与陈郎同葬清流，不求碑铭，但求一语不灭。”
一语不灭。这四个字像淬了冰的针，扎进苏晚萤的神经里。
与此同时，市局的技术中心灯火通明。
沈默站在巨大的电子白板前，上面用红线勾勒出七起死亡案的时间序列。
每一次“残响”被激活，周振国的尸体出现新的异变后，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便会随之浮现。
在案发地附近一公里内，总会有人在信箱、门缝，甚至车窗雨刮器下，发现一封匿名的信件。
信的内容各不相同，都是些没头没尾的告别语，诸如“等我回来”、“此生无悔”、“勿念”之类。
笔迹也千差万别，时而娟秀，时而潦草，模仿着不同人的口吻。
唯一的共同点，是纸张。
所有信件都使用了一种质地粗糙、泛着淡黄色的古法纸。
沈默将样本送去物证科，报告很快回来：纸张由竹纤维与骨胶混合制成，是民国时期一种廉价但坚韧的信纸。
更关键的是，当物证科的同事按照沈默的特殊要求，对纸张进行高精度荧光反应测试时，一个惊人的结果出现了。
纸张的纤维缝隙中，检测出了微量的铜离子与放射性元素锝99的混合残留物。
这两种物质的组合，如同恶魔的指纹，精准地指向了那枚铜袖扣和蕴含着“残响”的石碑。
“组长，会不会是有人在模仿死者，恶作剧寄信？”年轻的警员小李推测道。
沈默的目光却没有离开白板，眼神冷得像手术刀。
“模仿？”他缓缓摇头，声音低沉而清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回响，“如果只是模仿，解释不了上面残留的物质。这不是有人在寄信……”他转过身，锐利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是‘它们’，在试图用自己唯一能触碰到的东西，拼凑出破碎的语言，在试图说话。”
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一脸风霜的老吴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神情又是紧张又是解脱。
“沈警官，”他声音沙哑地开口，“这东西，是我爹传下来的。他说，是‘代语斋’最后那位写字的先生临终前塞给他的，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打开。我……我以前只当是个念想，可看了新闻，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劲。”
沈默接过铁盒，入手沉重。
锁已经锈死，他用工具撬开，一股尘封的霉味扑面而来。
盒内没有金银，只有一叠码放整齐的代语稿，纸张与那些匿名信件的材质一模一样。
最上面一页的墨迹已经淡去大半，但那行字却依旧清晰，带着一种宿命般的预言：“若七声不达天听，则借活人之喉，代死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