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这样说,
或者说文学作品都可以这样说,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在作品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此刻,
在所有看这首诗的人眼里,
这首诗呈现了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回忆,
有些像春兰那面试衣镜。
而那些带有痛的印记,
在这首诗的“抚平”下,
好像没那么痛了,但是印记却愈加清晰。
又惨、又美,
79年的年轻人显然没经历过这样的阵仗,
于是他们被打上了“鸡血”,
工人干活更卖力了、学生读书更认真了、插队知青...
真就是,
有毒!
...
此时,在安徽这片土地上,
和这些中文系的学生们一样,开始看那封信的年轻人有很多。
《向光而行》,让他们对信更多了几分期待,
可能不只是几分,
他们像基督教虔诚的信徒,向着他们的“耶路撒冷”--信,朝拜。
应该说,
毒鸡汤在这个年代还是太具有杀伤力了。
...
学生们翻开报纸,一群人头挤上去,好不热闹。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许成军依然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他们。
一番鸡飞狗跳,
还是公选陆晓晓用她的声音带大家“听信”。
陆晓晓的声音幽幽传来:
《致青年朋友:明日起程前,与泥土和星光对谈》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在飞驰的列车上,也可能已经在上海的土地上追求我自己的理想。就这么在走之前,与大家聊几句吧。
夜色漫过窗棂时,我总爱在稿纸上多写一行。煤油灯的火苗晃啊晃,把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个踉跄赶路的人。这影子陪我熬过许多夜晚:在知青点的木板床上,在合肥招待所的硬板椅上,在蚌埠车站的路灯下。它知道我冻裂的指尖有多疼,知道退稿信上的红叉有多刺眼,也知道每次写下“未完待续”时,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光。
去年冬天特别冷,墨水在笔尖冻成了冰碴。我缩在漏风的土坯房里改稿,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每握一下笔,冻疮就像被针扎,血珠滴在草纸上,晕开小小的红。那时总有人劝:“一个知青,写这些有啥用?不如多挣点工分。”我没说话,只是把冻僵的手往怀里揣,借着体温焐化那点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冷暖更重要,就像埋在雪下的麦种,看着死寂,根须却在土里悄悄使劲。
你们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岔路口,风往两个方向吹。一边是“安稳”,是别人说的“正经路”,是仓库里不会发芽的陈粮;另一边是“折腾”,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痒,是想把“不可能”写成“也许”的冲动。我曾在公社邮电所等稿费,揣着三斤粮票站了整整半天,够换六个玉米饼,却不够买一张去上海的硬座票。那时觉得,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当《安徽文学》的用稿通知终于寄来时,纸页被汗浸得发皱,却比任何奖状都沉。原来山再重,也挡不住想往上爬的人。
常有人问我怕不怕。怕啊,怎么不怕?怕稿子改到第十遍还是被退,怕别人指着脊梁说“不务正业”,怕拼尽全力,最后还是站在原地。有次在合肥改稿,凌晨三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眼窝深陷,下巴上全是胡茬,突然就想:“算了吧,回县城当民办教师,至少冬天有煤炉。”可拿起笔,摸到纸页上那些被笔尖戳出的洞,又舍不得停。那些洞多像星星啊,在黑暗里眨着眼,说“再写一行,再试一次”。
这年代多像块刚翻的地,每个人都在学着怎么播种。有人撒下“高考”的种子,有人埋下“摆摊”的芽,有人捧着“手艺”的苗。我见过深夜在大队部听英语广播的青年,煤油灯快用完了,就借着月光背单词;见过姑娘把偷偷绣的花帕往集市上送,攥着换来的钱,手指抖得像风中的麦穗;见过老木匠对着新图纸琢磨,说“这家具样式,得让城里人也瞧得上”。这些细碎的尝试,其实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变动的时代里,我们该怎么活?
我给不出答案,但知道些更实在的事。知道冻裂的手能写出春天,知道退稿信背面能打草稿,知道仓库里的陈粮,也能在墙角漏出的阳光里发芽。就像此刻石缝里的狗尾巴草,没人浇水,却硬是从裂缝里挣出绿来,刺上还挂着去年的雪。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不盼着风调雨顺,只学着在风雨里扎根。
年轻多好啊,好就好在“不怕试”。怕失败?谁不是从失败里爬起来的?怕走错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我在合肥的二层小楼里见过《安徽文学》的编辑,他们说“好稿子都是磨出来的”;在合肥的澡堂里听过工人师傅讲“想摆摊就别怕人笑”;在凤阳的田埂上,看新麦破土时,突然就懂了:所谓“未来”,从来不是一张画好的地图,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深的是汗,浅的是泪,却都朝着亮处。
夜深了,稿纸上的字渐渐清晰。这片土地的麦浪在月光里起伏,像片流动的海。这海浪里藏着无数个年轻的梦:有的想让稻穗更饱满,有的想让布票变花样,有的想让笔杆子比锄头更有力量。这些梦或许渺小,却在风里轻轻碰着,撞出星星点点的光。
别嫌它们小,也别嫌路远。要知道,所有伟大的,开始都很卑微。就像石头下的杂草,就像冻裂的指尖,就像此刻灯下,你我笔下那行歪歪扭扭,却不肯停下的字。
风又起了,带着麦香。它说:写下去吧,像种子盼着春天那样。
此致
敬礼
许成军
1979年7月于合肥工农兵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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