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安禄山几次诱骗契丹与奚人贵族聚会，然后用毒酒将他们灌醉，取其酋长之首送到长安报功，并将其余俘虏坑杀。边境的契丹和奚族百姓被俘后有的被安禄山送到长安，有的作为他的战俘。史书记载，仅天宝九载（750），安禄山就向玄宗献上俘虏8000多人。这些无辜的百姓，沦为他满足玄宗骄奢之心的工具。这就是安禄山的升迁之道。
这个威震一方的野心家，在唐玄宗面前却表现得像个憨直的胖子。天宝二年（743），他以平卢节度使的身份第一次入朝拜见皇帝，就将拍马屁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他对玄宗说，去年营州闹蝗灾，臣焚香对天祷告，我若心术不正，愿蝗虫吃我的心；若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散尽。臣刚祷告完，北方就飞来一群鸟，将蝗虫吃光了。这段话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听了大喜，第二年让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
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再次觐见皇帝。他体型异常肥硕，坐下来腹部压到膝盖上，站起来行走也不方便，进京时沿途驿站的马都驮不动他。
唐玄宗非常喜欢从西域传来的“胡旋舞”。跳这种舞时，舞者需要在鼓乐的伴奏下，飞速地旋转，而且旋转得越快，效果越好。安禄山膀大腰圆，走起路来都不太方便，根本不适合跳这种舞蹈。但是为了能让唐玄宗高兴，他竟然勤学苦练，成为跳“胡旋舞”的高手。每次唐玄宗来了兴致，让他跳“胡旋舞”时，他都会非常自如地表演，而且旋转如风，那矫健的身姿，比洪金宝武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玄宗欣赏安禄山的表演，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些什么啊？”
安禄山答，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
唐玄宗十分高兴，又让他拜见太子李亨。安禄山愣着不动，说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天下之主。
安禄山再次装傻，跪下来说，臣愚笨，向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玄宗听了还是大喜，更加中意这个大胖子。但安禄山的举动显然是在表演。安禄山为官多年，岂会不懂朝仪，他明白皇帝最怕边将与太子结党，此前王忠嗣的冤案就是证明，才这样装疯卖傻。
这一年，唐玄宗已经年逾花甲，身体不大如前，精神愈发颓靡。安禄山看出皇帝对年事已高的忧虑，在宴会上虚伪地表示：“臣蕃戎贱臣，受荣宠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
为了换取玄宗信任，安禄山奴颜婢膝，竟然拜小自己16岁的杨贵妃为母。每一次进京，看到玄宗与杨贵妃在一起，他都是先拜见贵妃，再拜玄宗。玄宗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安禄山回答说：“按照我们胡人的礼节，要先拜母亲，之后再拜父亲。”唐玄宗一听非常高兴，命令杨家兄妹们与他结为兄弟姐妹。
唐朝的军事制度一开始是以府兵制结合“命将出师”的形式，平时地方维持着小规模的军事力量，边防地区的镇戍任务主要由中央募派的健儿和府兵承担，遇到重大战争便临时任命行军总管、大总管等将领调用若干府兵，组成兵团统一作战，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对朝廷来说，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一来可以集兵权于中央，二来可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起到“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的作用。但这样做的另一重结果也显露无遗，那就是府兵背井离乡，兵将互不熟悉，彼此都不愿卖力，导致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此背景下，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了契丹、奚叛乱事件。
奚、契丹在唐太宗时内附唐朝，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叛唐，被薛仁贵等率军平定。但万岁通天元年（696）复叛，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武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屠吏民数千人”，“河北震动”。在硖石谷之战、东硖石谷之战大败武周军，大将王孝杰坠崖而亡。契丹兵锋直达赵州。此后，武周联合突厥默啜消灭孙万荣，但是奚、契丹倒向了后突厥。
史学家黄永年分析这次叛乱事件时指出，由于都督府的兵力太单薄，控制奚、契丹的第一线据点营州迅速失陷，都督被杀。接着朝廷仍以“命将出师”的形式三度兴师讨伐，所调用的部队包括河东、关内、河南、陇右四道八个折冲府的府兵。但府兵此时已丧失战斗力，其他加入战斗者又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加之远道赴救，地理不熟，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等行军大总管都是不谙军事的贵戚，这导致虽然唐军在兵力上远超奚和契丹，但几乎还是每战必败，名将王孝杰甚至堕谷殒命。最后要不是突厥突袭契丹后方，奚又和契丹携贰，从而侥幸取胜，事情将弄得不知如何收拾。改革军事制度以安定边陲，就此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黄永年认为，设置节度使便是唐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开始，期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把原来行军大总管的权力转移给边防军事长官，出现了在军事上比都督等权力大得多的节度使；第二阶段，把所管地区甚至扩大到整个一道的地方行政和财赋大权都逐步集中到节度使手中，使节度使成为一道或一个大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至开元初期，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等从东北到西南一线完成了节度使的设置，构建起影响深远的一道军事防线。由此形成了边镇有兵而中原无兵（除少量禁军）的局面，为节度使拥兵自重创造了“历史机遇”。
开元二十二年（734），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两度率兵大破契丹，彰显了唐朝军事改革在守边御敌方面的成效。原本面对契丹和奚的侵扰只能侥幸惨胜的唐朝，此时在东北亚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安禄山、史思明正是此时被张守珪收入麾下，以击讨奚、契丹起家。
张守珪之后，幽州节度使的人选几经更迭。天宝元年（742）十月，幽州节度使更名为范阳节度使，同年，安禄山出任平卢节度使。一年半后，天宝三载（744）三月，安禄山出任范阳节度使，一人身兼两军节度使，成为帝国最有实权的边将之一。
历史上，幽州地区始终没有放弃向帝国中心进击的尝试。历史学者宁欣指出，幽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过渡、转换区，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其次，以幽州为中心形成向外辐射的交通线，是东北亚大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和贸易中心枢纽；最后，幽州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东缘，是东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亚民族沿草原边缘两侧向河北、东北地区流徙、进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区，在整个东北亚局势变幻中，幽州的得失与倾向至关重要。
唐幽州城仿照当时都城长安改建，城内有繁华的坊市，街道呈棋盘状，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此地由此成为安禄山的大本营，也是他日后起兵反唐的根据地。
天宝十一载（752），已经身兼平卢、范阳、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同时入朝觐见。
此二人皆为蕃将，由于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见了他就套近乎说：“我的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我们是同族呀，为何不能当朋友？”
哥舒翰却说了句颇有内涵的话：“古人云，狐狸对着洞穴嗥叫，乃不祥之兆。这是因为，狐狸忘本。兄弟这么看得起我，我怎敢不尽心呢？”前两句话，哥舒翰将安禄山这个胡人比作忘恩负义的狐狸。
安禄山听出来了，当即怒骂哥舒翰：“你这突厥人，竟敢如此放肆！”
哥舒翰也不甘示弱，立马翻脸，幸好高力士在旁及时劝架，才没让他们打起来。
史书记载此事，是说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私怨加深。实际上，作为东部藩镇首领的安禄山，与西部藩镇首领哥舒翰早已势如水火，而这正是出于唐玄宗的策略。
西部藩镇坐大后，却引起了唐玄宗的警惕。尤其是西北各镇与太子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忠嗣本人就是太子的至交好友，后来在安史之乱中，李亨也是在西北军的支持下到灵武即位。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为了削弱太子一党，向玄宗诬告说，王忠嗣多次声称与太子是互相信赖的好朋友，意图尊奉太子为皇帝。
唐玄宗对权力的欲望一向强烈，绝对不允许太子势力膨胀，他在盛怒之下将王忠嗣罢免，并有意扶持东部藩镇，使其对西部藩镇形成制约。安禄山凭借这一时机平步青云，掌握东部藩镇集团的领导权，到了天宝十载（751），占据军事重镇的河东节度使被唐玄宗划给了东部藩镇，安禄山又多了五万五千人的兵力。
另一边，西部藩镇在王忠嗣被贬去世后分裂成两大集团——安思顺（朔方）和哥舒翰（河西、陇右），这两人素来不和，之后渐行渐远。
这样，安禄山所统的范阳、平卢、河东“东北三师”，与哥舒翰所统的河西、陇右“西方二师”，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就如杜佑《通典》所说的，“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平叛主要依靠西北兵，包括朔方、河陇、安西、北庭的军队，去对抗安史集团的东北兵。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实质上是帝国“二统”即东西部藩镇的斗争。
时间暂时拨回安史之乱爆发的19年前，开元二十四年（736），关于如何处置一个有罪的边将，唐玄宗与朝中大臣产生了分歧。
这年三月，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安禄山在与契丹、奚人作战时轻敌冒进，遭遇大败。张守珪本要以军法将其斩首，安禄山大呼求饶：“您不是要灭了契丹和奚人吗？为何要杀我？”张守珪爱惜其才，于是改变主意，将他押解到京城，听候发落。宰相张九龄看了报告，认为军令如山，必须处死安禄山，但唐玄宗有些犹豫。
于是，张九龄跟唐玄宗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春秋时，司马穰苴被齐景公拜为大将，齐国大臣庄贾为其监军。庄贾身为权贵，一向恃宠而骄，到军营时故意迟到，违反了军令，司马穰苴丝毫不给面子，将他斩首。另一个故事是，吴王阖闾重用孙武，派出宫中美女180人命他训练，其中吴王宠姬二人为队长。演习时，孙武见美女们嬉戏如常，尤其是两个队长没做好表率，便杀了这两个宠姬。
唐玄宗听到这儿，却依旧认为安禄山是个人才，可免于一死。
张九龄急了，我这故事不就白讲了吗？他再次据理力争：“安禄山违抗军令，兵败丧师，依法不可不诛！”
史载，张九龄还说出了一句惊人预言：“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唐玄宗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让安禄山躲过一次杀身之祸，为多年后那场席卷天下的大动乱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