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路敌军主力被吸引到川南古蔺地区，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攻，占领桐梓和娄山关，又重新夺回遵义城，歼灭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和8个团。
遵义城被中央红军重新夺回后，蒋又调遣各路大军从川南古蔺向黔北遵义围拢。各路大军扑来，中央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连夜第三次抢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地区，摆出将全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架势。蒋又就近调兵遣将回防川南，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国民党重兵集结川南时，中央红军又突然秘密掉头，根本就没打算北渡长江。
赤水河北岸是四川川南，南岸是贵州黔北，渡过一条河就横跨两省，教员领导3万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牵引敌军疲惫尾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中央红军逐渐发现：贵州省本地军阀战斗力明显低于桂军湘军，兵力人数又明显少于川军，且贵州多山，几乎没有平原盆地，容易隐蔽，适合步兵双腿小路灵活转移。
在贵州境内活动，风险较小。
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又从川南，出其不意趁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境内，并派红军一部去佯攻兵力空虚的贵州省省会贵阳，蒋立刻急调云南滇军入黔救助贵阳。
云南滇军被调动后，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向云南急进，假装威逼云南省会昆明。入黔的滇军发现中央红军跑了，正向昆明急进，就回防昆明。势单力薄的中央红军秉承绝不攻占省会城市的现实原则，快速掉头绕过昆明，向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急进。
1935年4月29日，3万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口，巧妙渡过金沙江，向川西转移，终于跳出国民党军三十几万大军在川黔滇交界边区的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也减员几千人，2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15日从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
金沙江北上四川必须渡过另一条湍急的大河：大渡河。
蒋命令中央军薛岳和川军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和谐共存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四川彝族区，1935年5月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就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大渡河安顺场。
5月26日，教员和朱老总终于抵达大渡河河畔安顺场。
正逢涨水期，大渡河水急，渡船又少，面对大部队缓慢的渡河速度和敌人迫在眉睫的威胁，当年石达开的悲剧可能将重演。教员当机立断：让两岸部队沿河迅速北上，目标直指百公里外的泸定桥，且必须在两天内抵达，飞夺泸定桥。
飞夺百里之外的泸定桥，此刻已不再仅仅是一场战斗，而是中央红军能否摆脱“石达开第二”安顺场悲惨命运的寄托，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一战。
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也是在大渡河安顺场，无法渡河，耽误战机，被清军围剿全歼。
作为左纵队先锋的红四团，肩负了飞夺泸定桥的重任。团长杨成武和政委黄开湘率领部队，沿着大渡河西岸急行军。途中曾因选择崎岖山路而减缓速度，但时间紧迫，战士们拖着血肉模糊的双脚，踩着漆黑的夜色，顶着疲惫与伤痛，爆发出了超乎寻常的毅力，一个昼夜疾行了120公里，最终在5月29日清晨抵达了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这座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由13根冰冷的铁索连接而成，是扼守川康通道的重要枢纽。
黄开湘与杨成武对夺桥战役进行了详细部署。下午4时左右，伴随着嘹亮的号角声，红四团的轻重火力全开，如狂风骤雨般压制着东岸守军。杨成武从二连挑选了22名勇士，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们在连长廖大珠的带领下，冒着东岸密集的机枪扫射，率先踏上晃动的铁索桥。三连的战士们则紧随其后，奋力铺设着桥板。
此处是原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的地盘，刘心里复杂，考虑较多，他知道泸定桥对维系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性，更不愿红军过桥进入其所辖的西康境内，往四川境内赶。因此，他并未完全执行蒋介石炸毁桥梁的命令，只是敷衍了事地拆除了部分桥板。加之守桥川军大烟兵战斗力低下，拆桥工作更是草率，这给了红四团突击队一丝宝贵的喘息之机：当突击队冲上桥时，桥板并未完全拆除。
泸定桥横亘大渡河的粗壮铁索还在，这是夺桥过河最重要条件的存在，如果13根铁索被刘文辉炸断，泸定桥就根本不是桥。
中央红军突击队即将抵达东岸时，西岸川军绝望中放火烧铺桥木板。火舌瞬间吞噬了桥板，企图将红军突击队员葬于火海。然而，英勇红军士兵不顾火势，甚至有人全身着火，依然发出震天怒吼，迅速冲过火海。
冲过去的红军战士与川军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控制了西岸桥头，并迅速扑灭了火势。
红军突击队完全控制泸定桥两岸，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命运可以避免。
当晚，中央红军大部队星夜赶到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的险境终于被甩在了身后。
事后，蒋得知中央红军大部队经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大为恼火，又不敢指责西康军阀头目刘文辉未炸毁泸定桥铁索，就把刘手下的几名小罗军官砍了脑袋，以泄怨恨。
红1军团通讯兵一碗饭背着淬火牌无线电报机走过泸定桥时，望着那座铁骨铮铮的桥身，脚下是湍急的河水，感慨万千的他在电报纸上写下：“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铁索悬绝境，天高任鸟飞。
他想发电报给谁？
红1军团没有发电报对象，无线电报机长时间没有使用，一碗饭就用电报纸写日记，记载红军长征的点点滴滴。
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
此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于6月7日占领天全。8日，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抵达宝兴硗碛，决定翻越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主峰高达4930米，山上终年积雪不化，空气异常稀薄，天气变幻莫测。当地藏族群众将其视作“神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1军团一部作为探路先锋队，携带着干粮、干辣椒、烧酒等物品，开始向夹金山进发。他们途经筲箕窝、一直箭、五倒拐、王母寨等地，当日下午抵达山下木城沟时，与外出侦察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在夹金山北麓山下的懋功县达维胜利会师。
6月13日，中央红军大部队在夹金山下的扎角坝举行翻越夹金山动员大会。会后，红军宣传队进行了节目表演，并分发干辣椒等过山所需物品。
6月17日清晨，主要领导跟随军委纵队，沿着红一军团主力的翻越路线，朝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前行。在翻越途中，当红军行至夹金山五倒拐时，天空骤然昏暗，狂风裹挟着雪片抽打在战士们的面庞。
为了避免掉队，战士们手牵着手，彼此协助。实在走不动的战士，就拽着马尾艰难跟进，他们顶着漫天风雪，在雪山中艰难地逐步攀登。
没过多久，太阳又从云层中钻出，耀眼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致使许多战士出现雪盲，感到头晕目眩。
爬雪山之前，红军是很慎重的，他们广泛询问了当地老乡的意见，对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并着手准备御寒的衣物，粮食，辣椒，烈酒等。很多人在出发前都喝了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汤。
因此，中央红军也制定一些预防规定，上山后不准四下张望，防止眩晕；山上雪窝里的积水不能喝，渴了可以吃雪；要低头走路，视线不能超过三米。
红军主力抵达夹金山九坳十三包时，突然狂风大作，鸡蛋般大小的冰雹从天空呼啸而落，砸向战士们的身躯。越是靠近山顶，空气就越发稀薄，许多身体孱弱的战士和伤病员在翻越途中不幸牺牲。最终，中央红军主力于17日当当天下午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达维。
此外，红一军团一师沿着宝兴西河经五龙、陇东，从永富中岗、土巴沟上山，顺着铜陵沟、图岩窝、九倒拐、三道桥、程胡岭等地，于18日成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县城宿营。
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南方，刚经历过金沙江的闷热，奔袭泸定桥的轻装简行，大部分人已经只剩单衣单裤，甚至有的人还穿着短裤。很多小红军从未见过雪山，他们衣着单薄，物资匮乏，在翻越雪山时，不仅要应对严寒、缺氧、高原反应、饥饿、雪盲等难题，还要承受暴风雪、冰雹等恶劣天气的侵袭。
一天之内，冻死、饿死、病死多人，许多年轻红军战士永远倒在夹金山，尸体留在雪中。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主要是为躲开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追赶围剿，尽量与其它红军主力会师，联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此时，红4方面军已经从川陕苏区战略大转移，跋山涉水来到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县地区。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又行进几十公里路，在懋功县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成功会师，2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与8万余人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共计10万红军，具备一定对抗实力，但长途颠簸的中央红军人困马乏，根本经不起激烈大战，还是主张躲开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找一个偏僻易守难攻的地区落脚修整。
往西，是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虽很偏僻且没有追兵，但土地贫瘠，荒凉缺氧，民族语言难以沟通，难以养活10万红军。
往东，是四十多万的川军和胡宗南部。
往南，是刚渡过大渡河的薛岳二十几万的追兵。
往北，是一片广阔的草地，北上可达人烟稀少的陕甘宁边区。
中央红军领导们审时度势，尊重事实，决定躲开国民党和川军的优势兵力，穿过松潘草地，北上去陕甘宁边区求生。
红军第四方面军拥有8万身经百战的士兵，其领导张国焘认为川军战斗力较差，决定在松潘地区硬碰川军，再去攻取成都，最终落脚四川。
但老蒋嫡系胡宗南在川藏边区松潘已经集结20个师国民党中央军，以逸待劳，而且有大量川军在后面替补。
松潘战役被所有会师的红军将领们否决，但张国焘主张红军集体南下，与北上陕甘宁相背驰。
事不宜迟，等薛岳的追兵赶到松潘地区与胡宗南前后夹击，10万红军插翅难飞。
中央红军决定冒险穿过广阔的松潘草地，坚持北上陕甘宁。
张国焘坚持率领8万红军第四方面军南下。
红军两大主力在川藏边区懋功分道扬镳。
1935年8月21日，中央红军离开毛儿盖，开始向北方的松潘草地前进。
夹金雪山虽寒冷崎岖，但只用一二天就翻越，中央红军在当地藏民口中打听到穿过松潘草地最少需要七天。
进入松潘草地之前，最关键的是筹粮，川藏边区地处高原，土地贫瘠，种植耐寒耐旱的青稞，当时是8月份，青稞尚未成熟，且产量也难以支撑2万多人部队。
又要赶紧行动甩脱胡宗南军队，时间紧迫，中央红军只筹集到少量的粮食，就匆忙进入松潘草地。
中央红军刚进入茫茫无边的草地，大自然的情景就触目惊心，除了广阔，就是恐怖，在草丛上面笼罩阴森弥漫的浓雾，很难辨识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积水呈现瘀黑色，散发出阵阵腐臭气味。
松潘草地仿佛就是一片千里沼泽，根本找不到行走道路，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淹没脖子，眼前明明看上是一块硬地，一脚踩下，就深陷泥潭，众人合力帮忙拉出，很耽误时间和消耗体力，陷死累死不少士兵。
红军先锋队员踩着草墩一步步提前用竹竿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越困难恐慌。时而刮风下雨，忽然漫天大雪，又冰雹打脸，衣服被雨水打湿，只能靠人体体温烘干。
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刺骨，日夜温差大，虽是8月份，却像12月寒冬，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
沼泽草地里没有清水，燃料干木柴也极少，红军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纷纷中毒。经过三四天的行军，粮食吃光，红军战士们只好沿路挖野菜充饥，剥树皮吃，有时咀嚼草根，甚至把皮带和马鞍皮革煮烂吃掉，饿死不计其数。
沼泽地人陷马翻，寒冷，粮食短缺，缺盐缺油，饮用水中毒，湿气重，伤员缺药容易感染病死。
沼泽地中隐藏大量的毒物和病菌，中央红军本来就缺乏食物营养，个个骨瘦如柴，身体免疫抵抗力极差，新伤的战士，伤口沾水都会发生皮肤溃疡，伤势轻一点，直接用未消毒的刀子把溃烂皮肉割掉。伤势严重的，就需要截肢，截肢者多数感染发烧而死。
过草地时病死许多红军。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人迹罕至的松潘草地，于1935年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
仅仅七天内，缺衣少食长途疲惫的中央红军在穿过松潘草地过程中死去一万几千余人，全部是非战斗死亡，2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仅剩下七千余人。
中央红军穿过松潘草地后，拖着筋疲力尽的身躯，遇到最大现实问题是饥饿。
人是铁，饭是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食物营养，瘦骨嶙峋的身体免疫力急速下降，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1935年8月底的一个清晨，草地边缘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呼喊声。一支由数百匹骡马组成的驮队出现在红军面前，马背上驮着的全是粮食和盐巴。
“这是卓尼土司杨积庆大人送来的！”赶马的藏族同胞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喊道。这支驮队足足带来了40万斤粮食和1000多斤盐巴。
这是雪中送炭的粮食，贵人相助。
“快去通知总指挥部！”红军战士们立即行动起来。很快，一条人力传递的长龙在草地边缘形成了。粮食一袋接一袋地传递着，每个战士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红军战士们纷纷打听是谁冒着被蒋砍脑袋的危险给他们送粮食。
是土司杨积庆。
原来，杨积庆是松藩地区卓尼县的藏族土司，他的藏名叫罗桑丹增南杰道吉，在当地拥有极高的威望。
这批及时送到的粮食，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更为接下来的战斗提供了暂时的后勤保障。最令人动容的是，在送粮的过程中，杨积庆还派人带来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已经在北上必经之路腊子口设下埋伏，准备阻击红军。”
这个情报为红军后来成功突破腊子口作好提前准备。
1935年9月，川甘边界，腊子口这个仅有300米长的峡谷，此刻成为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命门，北上是陕甘宁，南下是苍茫雪山草地，东进有胡宗南重兵堵截，西退则要面对藏区民族武装力量。
腊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谷最窄处不足3米，两侧峭壁直插云霄，湍急的腊子河河水在谷底咆哮，它位于甘肃省南部迭布县城以东120公里，地处白龙江北岸。
这条南北走向300米的峡谷隘口，平均宽度仅有8米，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却高达500多米。就在这峡口处的两面峭壁之间，仅有1座以两根梁木架成的木桥，勉强连接东西两面的山路。
国民党新编14师师长鲁大昌早就在此处筑起‘铁桶阵’：桥头两座花岗岩碉堡居高临下，桥东山梁部署机枪阵地，桥西制高点架起迫击炮，整个防御体系形成交叉火力网。鲁大昌就已从各地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要隘，其第2旅5团3营驻守桥头阵地，第2旅6团进驻腊子口外围的康多等地担任前哨，构筑起一道外围防线。
1935年9月中旬，刚刚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进的路线已别无选择，只有强行突破腊子口，才能打开唯一的北上通道。
1935年9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刚靠近腊子口木桥，国民党碉堡里的重机枪就吐出火舌。
五次冲锋下来，木桥桥头堆满红军士兵的尸体，鲁大昌甚至嚣张用绳子把成捆的手榴弹吊下悬崖峭壁，在峭壁上炸出数米深的弹坑。
正当红1军团第4团黄团长准备第六次冲锋时，一个瘦小的身影挤到黄团长面前：“报告团长，我能爬上去。”
这个外号名叫‘云贵川’的苗族士兵，参军前是湘西深山里的采药人，他掏出铁钩缠牢竹竿一头，再用多条绑腿布接成百米长的布绳，在傍晚月光下，像一只峭壁猿猴，麻利攀上湿滑的绝壁。
“这里悬崖峭壁连山羊都站不住脚！他竟然爬上去了”第4团敢死队战士们赞扬‘云贵川’。
当‘云贵川’把长绳系在悬崖顶松树上时，桥头激战正酣。
敢死队顺着百米长的布绳依次攀爬上碉堡上方的绝壁。
绝壁上，背着成捆手榴弹的敢死队员把木柄手榴弹像雨点般扔进碉堡射击孔内。鲁大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他眼皮底下冒出来。
红4团正面强攻和迂回突袭部队同时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腊子口并歼灭了国民党守军。国民党残部撤向第二隘口，企图利用天然屏障继续阻击，红四团乘胜追击，一举击溃敌纵深守军，取得了腊子口之战的胜利。
中央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腊子口。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乘胜占领了东北方向数十里的哈达铺。
9月22日，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
哈达铺是一座商贸发达的繁华小镇，镇内一条三里多长的街道，就有大大小小的商铺二百多家。这里盛产当归、大黄、红芪等多种药材，自古就是药材“旱码头”。来自山西、四川、陕西等地的药材商号都在这里落户经商。
这里物产丰富，价格低廉，当地100多斤重的肥猪，只需5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以买五只大母鸡，油盐酱醋也非常便宜。
哈达铺地区暂时也没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心理负担大大减轻。
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吃草根啃树皮的红军们在哈达铺充分补给修整，恢复体力。
红军的一个侦察连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找到了大量七、八月份的《民国日报》、《晋阳日报》、《大公报》等国民党的报纸。
战士们把这些报纸交给中央红军主要领导们阅读，主要领导从一张《大公报》报纸上发现：***们率领的红第二十六军是有近万名战士的部队，在陕北建立的苏区根据地竟然有8个县的面积，还有10余县正在加入苏维埃政权，接近二十三个县。
中央红军领导们又翻阅大量报纸和询问陕北地区过来的商贾，最后确定：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有一大片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还打听得知徐海东率领的红第二十五军3000人精兵部队从鄂豫皖边区成功抵达陕甘，于1935年9月16日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合编成红十五军团。
徐海东领导的红第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所向披靡，敌军闻风丧胆，以一当十，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精兵队伍，徐海东被当地军阀称为‘徐老虎’。
这说明:在陕北附近，不仅有***万余人的第二十六军，还有徐海东三千精兵的第二十五军。
红军兄弟部队在一起可以互成犄角防御，交替修整。如果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二大主力也都能来陕北，就有四五股主力部队，总兵力10余万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中国红军的整体生存能力就大大加强。
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央红军终于看到一处落脚生根的希望。
哈达铺离陕北只有400公里，对于长征已经走了2万5千公里的中央红军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从哈达铺出发，翻越六盘山，就基本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陕北吴起镇与陕甘红军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教员等主要领导见到赫赫有名的红军劲将***和徐海东，终于不再担惊受怕国民党的追兵。
7千余人的中央红军正式落脚陕北苏区。
至此，1934年10月10日8.6万人，从江西省瑞金出发，历时一年，转战中国11个省，行程2万5千公里，大大小小战争六百场，跨过近百条大小江河，翻越40座高山险峰，炸死战死饿死病死近8万人的中央红军长征终于结束。
在五次围剿中差点全军覆没的中国苏维埃中央政权绝境逢生，在百万大军围追堵截中，辗转大半个中国，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
虽然此时的红军兵力总人数不如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军阀，但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胜过中国任何军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一碗饭跟随朱老总闹革命，风雨飘泊，颠沛流离，死里逃生，枪林弹雨，翻山越岭，忍饥挨饿，到现在1935年10月19日吴起镇会师，历尽整整8个年头，从毛头小伙蜕变成死人堆里爬出都不眨眼的冷血男人。
当一碗饭的脚踏在中国陕北苏区的黄土高原上时，他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但他非常高兴，因为他还活着，还能感受中国这片广阔土地上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