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治同志，这.”江弦也懵了。
为啥说《当代》不适合呢？
众所周知，文学期刊四大名旦是《收获》、《花城》、《当代》、《十月》。
这其中，《收获》以老成持重被称为老旦，因为他们注重中长篇的文学深度。
《花城》以婀娜多姿被称作花旦，因为他们最支持创新和实验性写作。
《十月》则以清新潇洒被称为青衣，因为他们是综合性大刊，涵盖了多种文学体裁。
至于《当代》，他们以理直气壮被称作正旦，因为他们的文章重点聚焦于现实主义文学。
因此，江弦才提出了不合适。
《顽主》这部明显最适合发表在《花城》或者《收获》上，哪怕是《十月》也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不应该发表在《当代》上。
你们《当代》这所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发表的都是厚重的、沉重的、发人深省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因此，《当代》成了茅盾文学奖最偏爱的一部刊物。
后世曾经统计过，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有近三分之一数量的作品都出自《当代》。
《顽主》.
你说《顽主》这部能去拿去竞选茅盾文学奖么？
这不是开玩笑！
“江弦同志，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老何，你这海口夸得太大了，改变刊物风格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李景峰也在一旁开口。
“是，我知道不是小事儿。”
何启治一脸认真的样子，“我虽然只是个小责编，但我相信，我回去写个条子，给编辑室打个申请过去，一定会得到社里面的大力支持。”
“别介。”
江弦赶紧给何启治拦住，“《当代》为了我一篇连办刊风格都改了，这传出去，我江弦岂不是成了别人眼里的大文阀？不好不好，太不像话。”
“那给你发一期专号还是能做到的。”何启治说。
“专号？”
李景峰更傻了。
《当代》可是双月刊。
发一期专号，这成本可比普通月刊高出了不止一倍。
就这么想要江弦的稿子？
“总之，你这篇《顽主》我们《当代》是要定了。”
何启治说，“您也别觉得别扭，我们《当代》虽然又‘正’又‘红’，但我们也发表过《空中小姐》这样的嘛，不也在读者群体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倒也是。”
当时王硕的《空中小姐》，先是在《人民文摘》上首发了一个片段，等到次月立马在《当代》上发表。
这篇《空中小姐》江弦可是看过。
讲的是一个退伍海军“我”和空姐阿眉谈恋爱的爱情故事，其中带着淡淡的浪漫主义基调。
而且女主阿眉第一次见到在海军部队的“我”的时候，才十三岁。
然后从那次邂逅开始就带着梦幻般的崇拜爱上了我
这是现实主义么？
打死江弦也不能说这里面有那么任何一丝丝的现实主义啊。
要说现实，这写的是够现实的，“我”退伍后，阿眉成了空中小姐，两人再次相遇并坠入爱河。
然后“我”这个退伍海军在社会上处处碰壁，难以遂心，但是阿眉用少女的纯真和爱包容着“我”。
可惜在阿眉同事朋友的流言蜚语和“我”内心的矛盾挣扎，“我”和阿眉还是分手了。
这现实是现实，但跟“现实主义”根本不沾边。
结局也够狗血了：
两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民航飞机坠毁的消息，而阿眉正在那架飞机上面.
虽然《当代》上面更多的是反应农村、工厂生活之类的现实主义题材。
但这篇《空中小姐》确确实实在《当代》上发表了。
江弦不知道《当代》发表这的理由是什么，难道是反映了当代城市青年生活？
他记得王硕那年还凭借这篇拿了《当代》举办的的“当代文学奖”里的“最佳新人奖”。
照这个来看，《顽主》在《当代》上还真不是毫无生存希望。
“老江，你到底写了一部什么稿子，我都有点儿好奇想看看了。”李景峰道。
他也是听的好奇，虽然江弦的稿子谁都想要，但他能听得出，何启治是真的喜欢江弦那篇，这就让李景峰按捺不住的想看看，究竟是多么好的一部稿子，能让何启治这么执着。
“稿子现在不在我这儿。”
江弦道：“稿子我拿给别人去看了，还没送回来。”
“那可真是遗憾。”李景峰道。
“哎呦。”
何启治一拍脑门，赶紧从包里取出一沓稿子，“海岩让我替他给你送回来来着，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喽。”
“海岩也看了？”
“我就是在他那儿看着你这篇稿子的。”
“原来如此。”
这年头看别人稿子不算冒犯，好些作家发稿子之前，都习惯把自己稿子传出去，先在朋友之中流传几圈儿。
像是汪曾祺的《受戒》，还有之前格非的《迷舟》，都是这样的作品。
毕竟这会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近，大伙儿也都单纯，谁也没利欲熏心到把这作品冒名提前发表出去，做不出这样的事儿。
反倒会因为在小圈子里流传，有小圈子里的人帮忙推荐给认识的编辑。
不得不说，这会儿的京城文学圈还是挺有人情味儿的。
“我看看。”
李景峰接过稿子，问一嘴，“讲啥的啊？”
“就是一家公司，这公司主营业务是‘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特可乐。”何启治替江弦做了个总结。
“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
李景峰傻眼，“你这写的是笑话还是？”
“你就看吧。”
何启治在一旁开口，“写的特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