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新年的第一天，我从监狱走出来，身上只有一件军大衣和一包烟。
那件事发生过后，莫斯科的气氛很压抑，行人的脸上都被历史碾压过后的迷茫，他们的肚子和国营商店的货架一样空空荡荡。
我应该要回家的，可我选择了另一方向。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借着微弱的月光，摸进了郊外的东墓场。
这是一座在70年代建成的墓场，维克托的儿子就安葬在这里。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我哼着歌。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战士，我并不相信世界上有鬼魂，但这种绝望有压抑的氛围下，我的确需要用歌声来维持清醒。
果然，在最西边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找到了维克托。
他的儿子在他的右手边，一大一小两座坟墓在黑暗中手拉着手。
我撬开了他的棺材。
如我所料，他的身着干净整洁的军装，肩带上镶满了徽章，但那闪亮徽章之上却是整齐而平滑的切口。
他的脑袋不见了。
“哈，”我坐在棺沿上，点燃了最后一只香烟，“狗杂种。”
我回家了。
我在参与研究项目之前是大学的教授，所以妻子和女儿现在正住在之前给我分配的教师公寓里。
我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了，但我依然被家中的变化吓了一跳。
“你回来了。”妻子笑着说，摸了摸卷的整齐漂亮的头发，笑得有些勉强。
女儿已经一岁了，她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我，脑袋后面的白色蝴蝶结一颤一颤。
哦，我的娜塔莎，对她来说我只是个陌生人。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坐在了餐桌面前。我们的餐桌上有烤火鸡、黑面包和红鱼籽酱，崭新的留声机里播放着《如果您没有姑姑》。
和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同胞们不同，我的家里是一片小布尔乔亚的闲适与优雅。
这一切是有代价的，我当然知道。
“那帮狗杂种什么时候到？”我平静地说。
我的妻子抿了抿嘴唇：“马上。”
下一秒，门铃响了。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走了进来。这是个阿美佬，人人都能看出来他是个阿美佬，趁着巨人倒下的混乱，老鼠们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
我不怕死，我们都不怕死，但我的女儿太可怜，她已经没了可以誓死效忠的母亲，没有什么信念值得她牺牲。
“伊万?彼得罗维奇教授，我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实验。”男人说，“实际上，我们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将‘慈父之声’的实验进行下去？”
我问：“维克托呢？”
男人拍了拍手，他的手下端上来了一个令我肝胆俱裂的东西。
那颗原本属于人类的头颅，此刻呈现出水晶化的状态，他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仿佛你永远可以在他面前得到安慰。
原来，这个怪物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呵呵，它会玩死这群阿美佬的。
我们一家就这样来到了这片完全陌生的国土，在一个叫“51区”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我再次和妻女分开，投入到了繁忙的研究中。
有了维克托的头颅作为“翻译器”，我们理解起这个怪物来就更方便了。
实验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我们不再满足于粗放的情绪影响，而是实现了精准的神经编码改写。我们组建了第一个“绝对纯净战术单元”——整整五万名士兵，他们的恐惧、疑虑、同情心等“冗余情感”被彻底抑制，代之以绝对的专注、对命令的无条件执行。
他们被视为无往不利的神兵，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需要“和平”的地区。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的实验对我的精神也造成了不可颠覆的改写：我对生命失去了尊重，变得越来越冷酷。
无所谓了，我的信仰已经崩塌，我的时间停滞在过去，现在发生的事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期间，我的妻子因为肝癌去世了。
在她的葬礼上，我看到我们的娜塔莎，她已经出落成了婷婷玉立的少女。
我猛然意识到，距离我上一次回家已经过去了五年，娜塔莎已经十八岁了。
上次回家时，她还会抱着我的胳膊撒娇；这次见面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感到她陌生得让我心悸。
“我需要钱。”她说，手里捏着的是他们称之为“嗨翻天”的东西。
给钱，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那晚，我试图与她谈论未来。我提及她幼时展现的数学天赋，提及我曾为她规划的前往理工学院的路径。
她安静地听着，然后缓缓吐出一口烟雾：“去死吧，我恨你，伊万?彼得罗维奇?沃伊诺夫，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