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队部都推行干部值班制度，我记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以后，我参加工作时的支部书记叫蒋继国，是部队复员回家的，很有魅力。遇到重大的问题，他眉头紧锁，思考问题比较周密，走路虎虎生风，不愧是部队的大熔炉锻炼出来的复员的解放军战士。那时的我对他很佩服，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当个支部书记，好管理全村的事务。当时村里事无巨细都要请示支书，支书在村里有着绝对的权威，而且当兵进厂，没有大队支书的签字，那绝对办不了手续。那时的支书公章不离身，因为村民有太多的条子需要大队盖章，没有大队的章，银行不能取钱，甚至有一段时间出门在外必须凭大队支书签发的路条。
大队一楼还设有医务室，有了伤风感冒什么的就去医务室找黄医师[2]。黄医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大家都尊称她黄医师，她是我同学黄昌荣的母亲，人很善良性格也很好，不像我的母亲风风火火，脾气一点就燃。她在我们村上村下都有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很喜欢她，直到多年以后，遇到她老人家居然还喊得出我的乳名。听了她喊我乳名，我也很感动，几十年了，岁月的沧桑写满了脸上，不过她还是很有精神，不像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又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她老人家怎么样了，过得可好。
她儿子黄昌荣先在本县国有公司工作，以后调到某市工商银行，这兄弟日子倒过倒是潇洒，身边不乏美女。此位仁兄为人仗义，又特别讲感情，一生乐于助人，只要是他做得到的，找他办事绝无二话，是一位讲义气够兄弟感情的好哥们。只是后来受到某种打击，他不再追求更高的事业。我想如果没有在某方面受到波折的话，他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黄医师的医术倒也精湛，虽说是赤脚医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她比较努力，又肯不耻下问，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倒有大的作为。她是西医但略懂中医术，小的病痛找她，她用一个听筒放在你胸前，再问你几句，她说好啦好啦，没大的事了。然后开点药给病人，说一次几粒，用开水服下，休息一二天就行了，小的病痛基本做到药到病除。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尤其是医院医护人员紧缺的时代，像她这样的赤脚医生正是适应的时代的需要，让类似她这样的懂点医术的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的仁爱让村民们佩服不已。
记得有一次晚上去邻村看电影，回来的时候因为天黑脚踩上了竹子被砍留下锋利的竹蔸，天黑没注意，鞋子踩在上面一瞬间被刺穿，血顿时流个不停，同行的小伙伴马上给我简单包扎，然后急着赶回家去。因为也没有什么大的疼痛，就没有告诉母亲，谁想过了一周伤口发炎化脓，就才告诉母亲。母亲急着带着我去大队部找黄医师，她一看说不好，化脓了需要小的手术，把肉里面的残物弄出来才能愈合，否则就很麻烦了。
我一听极度紧张，一下子哭了起来，这刀子划在肉上，谁说不痛死？能不能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黄医师极有耐心地说：“平平不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手术而已。划个小口子把残物取出来不就得了？男子汉大丈夫，以后平平长大了还要当解放军呢，这点痛对男子汉来说算得了什么？何况我还要帮你打麻药，一点也不痛。当然麻药过后还是有一点点痛的，不过挺过这几天就好了，小孩子伤口愈合得很快。放心吧，凭你黄姨的技术，这个小手术会很成功的。”
母亲也在旁边鼓励着说，没事没事，听你黄姨的没错，你黄姨是谁？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你黄姨的厉害，别说这是一个小手术，就是再大的手术在你黄姨面前还不是小菜一碟？黄姨还告诉我，这个是最小的手术，手术之前呢会打一针麻药，一点也不会痛。再说现在除了手术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今天不做手术的话那后果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以后脚就会不听使唤，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那就是瘸子。别说当兵招干什么的都没有资格，弄不好连老婆都讨不上呢。我一听很紧张，赶紧说：“来来来，黄姨，我不怕痛，你帮我手术吧，我保证不喊痛，谁喊痛谁是小狗。”母亲一听忍不住扑哧一笑，黄姨听了伸出了大拇指，说平平是男子汉，长大了一定会当解放军。然后马上帮我打了一针麻药，就这样帮我做了一个小手术，回家休息了半个月，这受伤的脚就完全恢复了往日的活力与健康。
我所在的片区村是杂居，一直没有冠之名号，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何没有赋予它名号。我们这个小村有蒋姓、杨姓、和余姓等，一起不过二三十多户吧，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大家相安度日，倒也比较融洽，虽偶有磕碰，过后不久便和好如初。这里的民风淳朴，家族观念较浓，到哪家串门都可以扯上八大姑十大姨之类的亲戚，都可以认上亲戚。实在扯不上的，就扯你叫张三的老婆叫大姑，我叫张三的老婆叫表姨，这样两家不就是亲戚了吗？这叫得亲切应得开心，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生疏观念。整个村都是亲戚，没有外人，实在也是这样呢，五百年前诸位不也是一家人吗？这里的人淳朴到了什么程度？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我们村及这附近的村，从来没有发生互相斗殴伤害对方的事件吧。即使偶有冲突，几日后想开了又会和好如初。当然，平时磕磕碰碰怦怦的事儿也偶有发生，但过了一些时日大家都以和睦为贵，基本能和好如初。虽然说那时物质极度贫乏，但在邻里之间，如果东家杀一只鸡，西家杀一只狗，都要盛一碗到对方家，以示风雨同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意。
童年的小伙伴有阿能、阿户、阿运、阿杨、阿贞、阿发、阿荣等几个人吧，都是60年代后期出生。因为是同龄人，大家经常在一起放牛、打柴割草、弄猪吃的野菜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每天都能见到，即使白天不能相见，这晚上也要见面说几句方才作罢。
那时每天跟着小伙伴去田埂上扯猪吃的野菜，劳作了一时半会，有人提出做一个游戏。于是，大家用小铁铲在干田里挖一个简易的小洞，每个参与的小伙伴每人从自己的篮子里拿一点刚扯上的猪料野菜，依次放在洞的周围。如果有人想作弊少拿出来一点，当即会有人指出，小子你哥们太不仗义了，我们可倾家荡产把身家性命也搭上了，你小子居然如此小家子气，真像一个小娘们一样小气。其他小伙伴见状哄堂大笑，说真像小娘们呢。那小伙伴红着脸说，你们瞎了眼还是咋的？我贡献得还少吗？一边嚷着一边拿出一些野菜放在地上，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然后几个人抽签决定先投石的顺序，谁把小石子投入洞里为胜，得胜的小伙伴获奖野菜一份。这样，一轮轮依次投石，直到把这几份野菜犒劳完毕为止，得胜者兴高采烈，犹如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骑着高头大马，不停地向观望的人们挥手致意。而失败者也得意扬扬，似乎这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他在布一个更大的局，对这种小儿科的胜利根本不值一提。大家兴高采烈，宣布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明天再作分晓，于是皆大欢喜，说说笑笑往回赶。
闲时几个兄弟围着一张小桌子打扑克牌，一边二人，谁输谁不能坐起来，于是双方就开始你死我活的争抢战。有时自己一方出错了，马上指责不应该这样出牌，一手好牌打摔得稀巴烂。被指责的自己一边的人立马说，我怎么出错了啦？我又不是诸葛亮有先见之明，谁知道你手上有什么牌？如果我事先知道你手上有什么牌，我就好咯。这话还未落音，立马遭到反击，说打了半天牌，连牌也不懂算，难怪都是输的多赢的少，这样下去哪个敢与你搭伙才怪。被指责的人更加恼火，说谁让你与我搭伙了？你这臭手哪回又赢了我？还在我面前指手画脚，自己不觉得羞耻还敢在我面前乱放屁。
于是，同一边的人内耗在自己阵上互相炮轰，让对手手舞足蹈，赢了的那一边听了很开心，于是哼起了歌曲：“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然后眼睛盯着对方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这样输的一边更加气愤，于是把牌往桌子上一扔，说不玩了不玩了，看你们得意的样子就让人恶心。可到了第二天，早就忘记头一天发生的事，拉着手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其实也真没发生什么，这只是一种很原始的童趣打闹，仅此而已。
当时大队及生产队推行工分制，每个大队由若干个生产队组成，生产队又由若干小组组成，实行集体生产制。即在生产队设置一名队长，一名会计，会计掌握生产队的账务，是生产队的大内总管；生产队长管理整个生产队的生产活动和其他行政事务管理活动，接受大队组织的统一领导。上级的各项任务，都要通过大队命令，再由生产队这个最小的生产细胞来组织实施。各队统一出工出力，早上哨声此消彼长，邻村哨声一片，这就是队长催工了。尔后就是生产队长扯着嗓门破锣一般地大声：出工了，大家出工了，别磨洋工了，谁偷懒去晚了就扣他个十分八分。听到队长的咆哮声，大家急忙从家里出来，把门锁好按队长的要求到指定的地方做事。
还有，这个工分怎么定呢？由谁定工分？挣工分并不是每一个劳力都是一样的，这有多有少，根据各人的年龄、身体条件和性别等因素来评定，并参照其他生产队的评定标准综合决定，这个评定还是有严格的评分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大汉，这工分自然定得高，队长提出一些高工分的人来，由大家口头表态决定，必要时可以无记名投票决定。当然，既然队长提出了名单，其他人一般也是附和的，这队里做事大都是体力活，有些是重体力活，如果缺少了这些体格健壮的主要劳动力，那谁来做这些苦活、累活？所以，对这些主要劳动力定高工分大家是没有异议的。但问题是有些主要劳动力出工不出力，表面上他可以充当主要劳动力，但在实际工作中未必能发挥主要劳动力的典型示范作用，但又没有一个统一的鉴别方法，所以，到最后也只好让一些人懒得滥竽充数了。
而一些老少爷们和妇女，包括像母亲这样的人，工分就定得比较低，一般就是顶半个主要劳动力罢了。如果主要劳动力每天定十分，那这些人就只有五分，原因很简单，这些老弱病残者给五分还是看在都是邻里乡亲，沾亲带故的，否则，这工分定的估计还要低呢。但在实际工作中，像母亲这样起早贪黑又不斤斤计较的人，未必比主要劳动力逊色多少，甚至比有些出工不出力的主要劳动力还要强，但现实就是如此，也没有办法。
那时候的田间劳作就在屋前屋后，队长一声招呼大家一般都很快到了做事的地方，到田间去做事倒也挺方便的。可有时候要到这山上的地里劳作，那可是很辛苦很辛苦了。路程远不说，有的地方还要爬很陡的坡，如果还要挑上肥料之类的东西，那就够呛了。还有收获的时候，还要把农作物挑回家，由于路比较陡，又没有人力车之类的简易工具，只能靠两个肩膀着力，有时累得晕头转向。在有记忆时起，我也参加很多次这样的劳动，有时累得真想把这些东西抛下，还有几次分明累得哭了起来，那时真的太不容易了，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心有余悸呢。由于路程远，上午去劳作时必须自带午饭，说是午饭不过是几个煮熟的红薯，外加一些干萝卜之类的东西，简单不能再简单，这样就充当中午的午饭了。
说到工分，现代人当然不理解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工分就意味着决定年终收入的真金白银。一家人可以根据工分的多少，在队里分配粮食和其他物质，比如小麦、红薯之类的农作物，如果家里劳动力少，那挣的工分自然少，年终分配的物质也要少。
记得阿能家中兄弟姐妹多，劳力多，出工出力多，挣的工分多，每年都有一些盈余。据说在当时家里经常有肉吃，让我们这些人望洋兴叹。加之他是老小，家人对他照顾比较周全，不时有肉有鸡蛋吃，让我们这些同龄人羡慕死了。不过羡慕归羡慕，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谁让我家劳动力少呢？挣工分的人少，也想有肉吃，这岂不是正应了那句乌龟想骑凤凰背——白日做梦。于是自我安慰，这以后面包肯定会有的，等长大了做了大队支书那样的官，走东串西请我去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岂不快哉？于是在精神上得到很好的安慰，脸上自然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他活得比我等幸福多了。后来参军入伍，在部队因受伤弄了一个残疾证，并安排在县里一个供销单位，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说他有三份待遇，一个是残疾证，每年有一定数额的残疾补助，说是残疾，没见到什么症状，舞跳得杠杠地，哪有半点残疾迹象？还有一份工资就是他在某国有公司工作的提前退休工资，每月到账三、四千余元。更为厉害的是，他似乎有先见之明，早早地在S县大市场购置了数个门面，每月定期有一定的收入。数着票子的日子让他非常惬意，这样的幸福生活当然过得快乐呀，物质生活充裕了，其他方面就好说。
近些年他经常住桂林市，据说成了一个舞中王子，他的舞跳得很棒，加上他能言善辩，很讨人家喜欢，在中年大妈中久享盛名，人家追着拜他为师。这倒不是讥笑人家，给人家面子，我总感觉这样的快乐只能他吴大帅才有，他很会享受生活，顺应时代潮流又有什么不好呢？中晚年以舞交友以舞会友，跳舞锻炼两不误，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快乐的源泉，着实让人有些眼红呢。吴大帅告诉我，跳舞是他的至爱，他似乎跟跳舞很有缘分，以前读书时看到书就犯困，瞌睡虫马上就附身了，可跳舞则明显不同。一旦到了舞场，全身就充满着激情，身体就自然而然地扭动起来。他身材很好，不胖不瘦，很有跳舞的天分。交际舞、探戈、伦巴什么的，再难的舞也难不住他，于是我们兄弟们叫他舞中王子，他也不置可否，王子就王子吧，只要大家开心，叫什么都无所谓，这是他到中年绝无仅有的一个特殊嗜好。
阿户呢，从小父亲过世以后，母亲带着他的妹妹就改嫁到了一个山区村，这样无依无靠的他就跟着自己的姐姐过日子，从小就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他人很聪明，小时候就很喜欢做一些玩具什么的，做什么像什么，简直神乎其神。特擅长木工活儿，我们小时候就称他为“小鲁班”。我猜想此人长大了在木工界一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最起码凭着自己精湛的技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定没有问题。最可惜的由于家庭原因，他无法在校完成学业，如果他家庭条件允许，那么聪慧的他，学业一定没有任何问题。可这世上的事儿就是如此让人不可理喻，明明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会拥有更大的成就，可就是因为自己是孤儿却无法凭读书去改变命运，这许就是人生的宿命吧。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令人嗟吁。
“小鲁班”造出的带滚珠车轮的小木车让人爱不释手，每每坐着他造的小木车在打谷的地坪上推着行走，我在心理上对他的手艺就赞叹不已。同时又感叹怎么自己如此手拙，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徒生烦恼，即使这样，自己在心底也对他由衷地佩服。后来，由于家庭贫困等原因，他无法到学校继续学习，辍学后一边帮着自己姐姐家做些农活，一边跟着一位师傅做些木工活，成人后他自然从事造家具、装修一类的活儿，虽然辛苦一些，但生活也过得不错。2020年左右，在桂林城区附近的一个村修有房子，在一个小区还购有房子，上苍不负劳苦人吧，他的努力换来了生活对他的奖赏，尽管他很辛苦，但他感觉也很满足，这算是上苍对他辛苦的一种补偿吧。
参加工作之后我还与他偶有联系，在狗头山下的老司法机关宿舍住的时候，应当是一九八八年左右吧，我还要他帮我做了一点点家具。一个席梦思床，一个柜子之类的东西，那个席梦思床做得很笨重，要三个人才能搬得动，用了一段时间，就把它抛弃了，主要是太笨重了，不容易搬动。以后做的家具都是比较精致一些，便于搬动，也更好看一些。1990年左右，我家还搬迁到离狗头山老司法机关不到一百米左右，购置开发公司建设的县司法机关宿舍，三楼一房一厅，以后又在一楼分了一间，一直住到2001年。2001年左右，我家搬迁到了新路S县司法机关新址，由于当时是参照集资房的标准建设，这个房子成本价在每平方米700元左右，在当时确实为我家里解决了住房的难题。所以在装修上，又找了阿户，大部分工程由他带来的人员完成，当时价格也不是有多贵，在当时来说，有这样一套装饰好的房子，很令人眼红了。
2001年，记得那年我调入了县一党政机关工作后才进伙。在装修的问题上，阿户又出了大力，这些事都是夫人主持进行，我由于工作忙，加之乐于当甩手掌柜，基本装修的事由夫人与阿户说一个构思，再由阿户组织完成。为此阿户还取笑我说是“妻管严”，什么事儿都表态不了，全凭老婆做主。我听了也不辩解，说是不是“妻管严”还要用事实说话，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理所当然。我没有时间来管事这些事儿，如果又想插手家中诸如装修之类的活的话，不仅自己做不来也做不好。而管事的人又没有权利，处处受牵制，那管事的就有意见了，家里就有处理不完的矛盾，这就是处理家中事务的艺术。再说什么都不去管，家里有一个女人把事情都挑起来，自己当一个甩手掌柜又有什么不好呢？上好我的班，做好我该做的事儿，与兄弟们多聊聊，喝好我的酒，一个字“美”。
从此阿户不再取笑我了，他知道唯有敢于“放权”，这样阴阳平衡家里才平安无事，不去争谁来做主的问题，他终于懂得了我处理家务事儿的智慧。尔后直到2017年左右，我从某县到桂林城区区工作之后，在一小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由于我一直上班忙着，加之本身对装修又不懂，面对如此复杂的装修，我还是选择当“甩手掌柜”，乐得个清闲。有时周末有空偶尔去看看，装修的事儿还是全凭夫人做主，算是又清闲了一回。
我的邻居阿运比较精明，做什么事儿比较有头脑，以前在家时我与余林与他们两兄弟来往比较多，有时候晚上还打打扑克，下下军棋之类的。但随着我以后跟随着父亲到苏村、仁村小学、桥头初中学习之后，与他两兄弟来往就相对比较少了。但余林在家中一边跟随母亲做事，一边在源村小学、仁村学校学习，应当与他两兄弟交集不少。周末偶尔回来，有事一起上山砍柴，这杨家两兄弟，在农活方面都是行家里手，我这个门外汉自愧不如，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自叹不如。我哪是做农活的材料？插田歪歪倒倒，本来想按理好的直线来插田，不想插着插着禾苗，那禾就不成行了。东歪一行西歪一行，让人看了笑掉大牙，自己红着脸好一阵发烧，这到底是怎么了？
有人看到我插得歪歪倒倒的禾苗说，别看平平插得不整齐，可平平却很努力，这也是很难得了。他不是做农活的料子，让他这样也是挺难为他的了，平平可是读书的料，我敢肯定多年后他们那些做农活厉害的，没有一个赶得上他。我知道这是一句让我下台阶的戏言，却不想一语成谶，多年后我这个笨手笨脚的毛头小子倒有了一席之地，这是后话。当时父母听了没有说什么，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就是如此笨的一个人，但尽了力，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来责罚我。估计他们也挺郁闷呢，这小子怎么如此笨手笨脚，如果真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估计老婆也讨不着呢，以后老了又能如何？于是一声叹息。我知道这叹息中包含着多少恨铁不成钢的味道，我这个笨笨的男人，着实不那么让人省心。我低着头不敢看别人的眼神，我只是暗自伤神，也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如此笨手笨脚，哪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令人尴尬的事。一天，我跟着一帮伙伴，包括比我大一些的哥哥姐姐，准备去县城玩。那天刚好家里的禾田拿到了一些鱼，母亲说你既然想跟着他们一起去县城，不如顺便拿着这些鱼到街上去卖了，好攒几个钱到时开学好交学费。见要与一些买鱼的人打交道，我死活不干，说这事儿我真干不来，再说这秤我也不认识，万一称错了别人不干怎么办？于是左推右挡，反正这抛头露面的事儿干不来，于是极力拒绝答应母亲的要求。直到母亲下了死命令，说：“今天这个鱼不卖也得卖，卖也得卖，这事儿你是干定了。如果你还想下学期有书念，有钱交学费的话，今天你就得把这些鱼给我卖出去，否则，我与你没完。”见母亲把话说得那么决绝，加之有伙伴又在旁边撺掇，表示在卖鱼的事情上，一定在旁边帮衬一下，我这才咬着牙把事情应承了下来。
到了县城的市场上，找了一个地方把装鱼的桶放了下来，由于鱼儿个头肥大，很快就吸引了一些顾客问询。其中一个大妈问这鱼怎么卖呀，我说价格我着实不知道，你就看着办吧。一听我是新手，旁边几个人一下子围了上来，说别人的鱼都很便宜，你的鱼也按他们的价格卖好了，卖完了快回家，怎么样？我一听也没辙，说就按你们说的价格吧。那伙人一下子把鱼选好了，说小弟弟你称一下如何？我告诉他们，秤在鱼桶旁边，只是我的手有些痛不方便，麻烦你们自己称吧。其实我哪里是手痛，我只是不懂秤，生平第一次做这个买卖，不敢掌秤而已。
那伙买鱼人心中一阵狂喜，今天怎么碰到这么一个不懂行情的新手，价格由买家定，甚至连秤也是买家掌握，买了大半辈子东西今天总算碰到新鲜事儿了。这人既不像卖鱼人也不像买鱼人，倒像与他无关的一个旁观者，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他们痛宰的卖主了。鱼卖完了，到底收了几块钱我全然忘记了，母亲见我鱼卖完了，也没有问我价格，我把卖鱼的钱如数交给了她。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卖鱼经历，自此以后也没有卖过任何东西。我就是如此傻傻地任人宰割，注定做不了有万贯家财的商贾，只好做个穷酸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