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小低头整理着军挎包的带子，手指微微收紧。
贺瑾凑过来，压低声音：“姐，他们说的‘整风’，是不是就是……”
王小小轻轻“嗯”了一声，目光扫过那几个男人胸前的钢笔，那是机关干部的标配。
火车在一个小站暂停时，上来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背着一个打补丁的布包，手里攥着一张站票。
他环顾四周，最后在王小小对面的角落蹲下。
“大爷，您坐这儿吧。”贺瑾起身让了让。
老头摇摇头，咧嘴一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丫头，你们是军属？”
王小小没吭声，贺瑾点点头：“是，去部队探亲。”
老头“哦”了一声，从怀里摸出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半块冷硬的窝头。
他咬了一口，含混地说：“这年头，能坐这趟车的，都不简单啊。”
王小小眯了眯眼：“您这是去哪儿？”
“告状。”老头咽下窝头，眼神突然锐利起来，“我儿子死在战场上，抚恤金被公社书记吞了三年。这次，我非得闹到军区不可！”
贺瑾倒吸一口冷气，王小小却忽然笑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递给老头：“大爷，您先垫垫。到了军区，找政治部的人，就说你去错部队了，到SXS部队，是王德国军长亲自告诉你地址的，亲自派警卫员送你上车的。”
老头的手猛地一抖。
夜深了，车厢里的灯忽明忽暗。
那几个高谈阔论的男人早已鼾声如雷，老头蜷在角落里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馒头。
贺瑾用气音问：“姐，你为啥帮那大爷？万一他真是……”
“真是闹事的？”王小小冷笑，“那更好。现在我最怕的不是闹，而是闹的人不够狠。”
她摩挲着八嘎车的把手，“十九叔的事，如果只是家事，顶多影响他一个人。但如果……”
她没说完，但贺瑾懂了。
如果这场离婚，能变成一场“反特权”的典型呢？
火车在黑夜里疾驰，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像是某种倒计时。
早上九点下火车，贺瑾去问路。
王小小和贺瑾直接去了十九叔那里。
王小小站在三合院的青砖小院前，目光扫过左右两间对称的屋子——十九叔住东厢房，十九婶带着儿子住西厢房，中间的小厨房共用，却连灶台都泾渭分明地分了两边。
她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正踮脚往晾衣绳上挂洗好的尿布。
贺瑾凑过来低声道：“姐，这院子……怎么跟楚河汉界似的？”
王小小拉着贺瑾离开院子，“你是小鬼头，你进去看看，西厢房有什么？我去前面，我在转弯处等你。”
贺瑾听完王小小的话，立刻化身“不懂事的熊孩子”，蹦蹦跳跳地往屋里钻。
“哎呀，这小孩谁家的！”十九婶，一个头长发、穿着崭新列宁装的女人从里屋冲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瓜子。
她一把揪住贺瑾的后领，“出去出去！别乱翻！”
院里突然传的骂声：“死丫头又偷懒！弟弟的尿布洗了吗？”
贺瑾假装被吓到，哇哇乱叫着跑了，来到拐角处，看见王小小趁机压低声音：“姐，里屋地上摆着四双成人女皮鞋，全是上海货！床头柜上还有瓶雪花膏，铁盒的！衣柜还有好几套列宁装。”
王小小眼神一冷。
雪花膏？成人女皮鞋？
这年头，普通工人家庭一年都攒不出一双皮鞋，十九婶却能给自己备四双？
她立刻带着贺瑾去邮局，立马拍了电报。
等了四小时，看到，“错，她开了生产队证明我开了公社证明已经大闹”
王小小站在邮局门口的电报机前，手指轻轻敲打着木质柜台。贺瑾踮着脚尖，看着电报员在电报纸上写下：
“二伯速来，带全证据，事关重大，带六叔的闺女来。”
电报员抬头深深看了眼王小小：“加急？”
“加急。”王小小从军挎包里数出1.26元钱，推了过去。
王小小和贺瑾分头行动，在家属院的晾衣绳下、菜地里"偶遇"了几位军属大妈。
“江大姐啊？”一位正在择豆角的大婶压低声音，“她家的事谁不知道？王副团跑运输常年不在家，两口子早就不睡一屋了。”
“可不是，”旁边纳鞋底的大妈接话，“八年前怀上继红后，江大姐就说老王打呼噜太响，搬去西厢房了。”
贺瑾装作天真地问：“那弟弟是谁的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