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轻轻笑了笑：“您最好不要知道。”
他说着，从脚边的箱子中拿出一只卫星电话，黑色，没有标志。
紧接着，在桌上的纸背面写下一串数字，然后推了过去。
“通知会在封锁开始前至少十二小时送达。”
他说，“您只需要在那时拨打这个号码，说一句：‘又要关了’，就够了。”
伊万怔怔地望着那张纸，过了半晌，才艰难问道：“您怎么确定我会收下这个？”
“因为我知道您是个聪明人。”
“也是一个陷入困难的父亲、祖父。”
“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在活。”
“不是么？”
伊万没有回答。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他终于走近，把那迭钱拿了起来，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人见状，露出一抹微笑：
“很好，一旦消息验证无误，您会收到剩下的一半。”
“总共十万美元。”
“我到时会再联系您，不是通过这个电话，而是通过另一个方式。”
伊万站在原地，没有吭声。
那人等了一会儿，见他没什么别的要问，便准备转身离开。
然而，正当他朝门口走去时——
“等等，”伊万忽然出声。
那人停住脚步，回头看向他。
伊万的声音很低：“可以.请您再待一会儿吗？”
那人眉头微动，似是没料到会被这样挽留。
“不是为了这些事，”伊万说，“就是.突然想找人说说话。”
对方沉吟片刻，重新走回桌边，在刚才的位置坐下。
伊万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陶罐，又找出两个杯子，放到桌上。
他倒了点液体出来，递过去。
“苞米酒，”伊万说道：“是我老朋友留下的。”
“他死前就这一个愿望，让我替他喝完剩下的最后一坛。”
周奕接过杯子，点了点头。
伊万没有立刻开始讲述，反而靠在椅背上，像是把整个人都陷进了火光里。
两分钟后，他终于开口了：
“我是一九三三年生的，在文尼察州下面的一个小村子。”
“那是个什么时代.您翻书都能查到。”
“人死得多，种地也白种，口粮上交完了，家里只剩树皮。”
“我爸是铁匠，活得久一点，因为能做农具。”
“后来村里合并成集体农庄，他就成了公社的‘技术工人’，给马打掌，修犁刀。”
“我妈是个瘦女人，很少说话，冬天总把袄脱下来盖在我哥身上。”
“德国人来的时候我八岁，记得特别清楚——天很蓝，坦克一进村，所有鸡都飞了。”
“我哥当时在地里偷挖土豆，被士兵抓住抽了一顿，但算他命大，没开枪。”
“三年的日子很混乱，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挨打。”
“我们村的书记活得比谁都好，换了个领章就接着当头儿。”
“我爸有时去镇上修马具，回来会带点啤酒或者半个萝卜。那就算是过节了。”
“十三岁那年，战争结束，我哥从医院回来了，缺了两根手指。”
“家里连套整衣服都没有，但我爸说——‘打完了，你该去上工了。’”
“所以，我就去了铁路部门下面的工地，修枕木，背碎石，冬天冻得裤子都能立着站。”
“可那时候不觉得苦，能活着、有工作，就是福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