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真实的乌姆里奇女士看来，我与她的相遇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插曲；不单这个插曲在她人生中占据微乎其微的地位，而且乌姆里奇禅精竭虑要阻止我在她的世界中起到动因作用，小心谨慎地将我置于她的传记之外。
然而，亚里士多德也好，乌姆里奇也好——很抱歉我将这两人相提并论——她们都没有掌握这种相对性：
没有人能够保证，插曲的突发事件并不包含有朝一日突然发生的、对一系列结果起关键作用的潜在力量。
或许有朝一日，即使他们已经死去，这一天仍旧会到来。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补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任何插曲不会预先注定永远是插曲，因为每一事件，即使是最无意义的，都包含以后成为其他事件起因的可能性。
就像是握起笔写申论的那个下午；劝告与承诺的晚餐。
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故事，一个经历。头如同地雷，大半永远都不会爆炸，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越不起眼的，往往成为越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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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下班的路上，我总是在想：是什么令我变得庸俗了？
阳光照在大楼的玻璃上，反射出的二手光在我的视网膜上放声大笑。少年时期可怖的噩梦与幻想成长到青年已经变成抽象的线条画，手已经不存在，只有剪刀、虚线以及被裁开的人形。
乌干达的民主令人厌恶，分析它的民主更让人厌恶。然而工作才是最可笑的，我的工作使客户大部分时候都会对我撒谎，每年都在失去业务，每年都有新的谎言。t先生与f先生令人难以忍受，s先生的业务报价也令人呕吐，h也是一样。倾轧到最后，哪怕被吃得一干二净，也能在二手的东西里酣睡度日。
第189章 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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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乌姆里奇女士再次交锋是在一个温和的下午。那时候我正在与诺特讨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
萨尔瓦多和他的妻子卡拉在晚年享受过一只兔子的生命。他们驯养它，后来，兔子就与这对夫妻一起生活，他们形影不离。等到他们要出远门的前一天，为如何安置这只兔子，他们谈论到很晚。
因为一只兔子参与到旅程很难，而将它托付给别人也是很难。兔子在身边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将它交到别人手上——哪怕是最熟悉的朋友，它也会轻易地死了。
兔子见不得生人。
等到第二天早晨，萨尔瓦多看着报纸，卡拉准备早餐。他一直感到十分愉悦，直到餐盘里出现那块兔肉。
他顿时从餐桌上起身，跑进盥洗室。他希望能够将他的老朋友——忠诚的、依赖的、有着皮肤一样柔软毛发的朋友吐进脸盆里。而卡拉恰恰相反。
她对于能够将爱放进自己身体里感到兴奋。这种与身体亲密接触的感觉远胜于肉|体爱情，相比起来，那不过是隔靴搔痒。
诺特认为它是病态的，而我认为这是罪恶的。